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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与麦金德不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不仅看到俄国与海洋国家矛盾的一面，也看到能合作的一面，他认为海洋国家能借助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两端的平衡作用，主张美国和英国两个海上边缘国家联合位于陆上“边缘地带”的苏联共同维护战后世界和平，认为“为了获得大陆的支援以对抗边缘地区势力的威胁，与大陆心脏地带的俄国势力结成联盟是明智的”
目前我们正期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的和平。由于地理因素继续在起作用，所以根本问题仍然没改变。欧亚大陆上的均势是我们目前作战的目标之一，建立和维持这种均势将是我们在战争胜利后的目标。所以，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仍要继续同那些设法阻止边缘地区结成一体的强国合作。世界其他两个巨大的强国——俄国和大不列颠——也会感到他们的安全由于欧洲和亚洲建立了某一个霸权而受到威胁。因此，这三个国家可以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既然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单独地和孤立地对抗世界的其余部分，那么它们的合作将有利于它们自己的最大利益。104
只有地区破碎才能出现“均势”，斯皮克曼所谓的“均势”，说白了就是让多种力量对等的对手在相互牵制中动弹不得；而只有借助环绕于欧亚大陆的如英国、苏联等边缘大国并与其建立联盟，美国才能达此目的。这是与麦金德理论不同的地方。麦金德理论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而皮斯克曼理论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合作成功解决世界难题后的理论总结。
为什么欧洲从意大利和德意志南北交接的中间区域开始破碎？这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有关。公元3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衰落后在欧洲迅速兴起，借助意大利在欧洲世俗王权之外形成了另一个政权实体。与世俗王权一样，它在世俗王权之外也有完整的税收、法庭、军队和领土主权权利。由此便形成了与世俗王权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就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的交接区域，南北双方相互通过肢解对方领土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便在这一区域形成“破碎基因”，并由此扩张为欧洲的地理政治学特征。
这一特征让英国大获其利并因此主导了世界近代史：英国从教皇那学会了用肢解版图或者制造“均势”打击对手国家和控制欧洲继而世界的策略。海权理论的先驱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说：“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105
但是，破碎并不是欧洲板图的原貌。欧洲在罗马时期的整合程度甚至比同期的中国还高。罗马从建立共和到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的九百多年间，欧洲基本保持在罗马帝国的法统之中，罗马帝国控制着包括地中海在内的欧洲主要地区；而此间中国正经历着从战国到隋朝的历史，其间不知有多少个法统，也不知有多少次破碎，并且都是对称型破碎。有意思的是，在隋之后，欧洲与中国的地理政治学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国曾出现的“五胡乱华”的形势转入欧洲：中国的版图慢慢的变大，统一性也慢慢变得强，而同期的欧洲却越来越破碎。其重要原因之一主要是因为欧洲有了政教二元冲突，基督教与欧洲王权争夺的太激烈了。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形象地比喻道：“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拿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106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为何需要打倒教权，支持王权，就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欧洲二元对立导致的地区破碎带来的危害，他们赞扬中国的原因也是因中国的统一性。文艺复兴时伟大的思想家阿利盖利•但丁107预见到这一结局，他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说：“一个内部互相攻讦的王国必遭毁灭。”108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得干脆简洁，他说：“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109汤因比与但丁生活年代虽相差654年，但后者所说的话几乎就是前者的同义反复。
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到远东后其目光便盯上中国，他们了解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因中国太大而无法征服，于是将中国版图进行欧洲式的改造则是他们思考的问题。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早就提醒西方列强注意这一点，他在论述完长江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后说：
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110
显然，长江是中国版图南北之间的中线，中国如果从长江开始分裂的话，中国继而亚洲大陆就会像欧洲那样出现对称型破碎：先从中心两端如云贵和江浙地区分崩，然后再从中间武汉地区离析并导致中国出现欧洲式对称型破碎。如果中国分裂，亚洲的整合就永无希望。
如果不能分裂中国，那削弱亚洲的方法就是在中国之外鼓动形成可与中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并由此构成与中国对称的大板块。试想当年越南如果兼并了柬埔寨和老挝，在东南亚形成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西班牙；再试想此前如果日本把东北从中国版图割裂出去，在东北亚形成另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德国，那样的话，我们中国在亚洲就转入类似 “法国”在欧洲的形势了。如果按物理学“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则，这三个对等“矢量”的对冲就会大幅度的降低亚洲的合力。果线年后的破碎形势就会降落亚洲，亚洲也就没有一点前途和希望了。
欧亚历史比较说明，大一统产生的更多是正能量，而破碎产生的多是内耗式负能量。正是因为进入中世纪后的欧洲版图长期保持着破碎尤其是对称型破碎性质，欧洲因此失去了很多机会。欧洲的内耗使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了国家统一，并在此前后从法国及俄罗斯手中购得了路易斯安那（1803年）和阿拉斯加（1867年）。1900年，欧洲扩张已覆盖远东并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但在1914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的西方殖民势力为此撤回欧洲参加战争，这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崛起、推翻了清王朝并成功地进行了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同样的道理，西方人要击败中国的前提也是让中国回到与欧洲大陆相同的破碎版图，至少也要让中国回到“五胡乱华”的时代。日本人就是这样，20世纪30、40年代，它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剥离出若干个傀儡政权，抗战胜利后，苏联和美国又背着中国搞了个“雅尔塔秘密协定”，要将中国一分为二。对此，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怎样看待“划江而治”？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若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肯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几个国家的影响。111
领导的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断然过江，将中国统一起来了。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事实确实如此。如果当时中国不管是以长城还是以长江为线被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要谈了，甚至到汶川救灾都去不了，因为还不知这中间要越过多少个“国家”，需办多少“签证”。112
1948年美国和苏联在分割完欧洲后便转向中国内战，他们都以不同形式地支持国共划江而治。当时东北朝鲜半岛已经一分为二了，西南印度版图也分出一个巴基斯坦，都算是所谓“和平样板”。美苏也诱使中国走朝鲜和印度的路。领导的中国坚持统一，没有走他们的路，我们今天才有了一个有大版图的完整国家。这对我们的未来是基础性的地理政治学资源，有了这份资源，中国未来的别的问题就好解决多了。正如建国不久就告诉我们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13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亚洲出现大变局，东北亚分裂、南亚分裂，只有中国南北反倒统一，由此看，目前亚洲围绕中国大板块的地理政治学不对称破碎造型，既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插手干涉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道自觉奋斗争取的结果。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后者的奋斗，今天亚洲版图就很可能成了欧洲那样看起来象是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114
结构决定性质，骨架子散了，只有任人欺侮。所以中国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不仅对中南半岛和平而且对整个亚洲的和平是有大贡献的。前一段时间，西哈努克去世时中国高规格地出席柬埔寨举办的悼念活动，这说明中国很看重柬埔寨的战略地位，将其看作是保障中南半岛和平的支点力量。
欧洲崛起并扩张到远东后，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度洋地带和中国的周边地带都被欧洲殖民者人为地粉碎了，这样的后果对这些国家和人民都是不幸的，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它造成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不对称破碎地理政治学形势，这客观上将中国推到亚洲政治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也使亚洲避免了欧洲对称型破碎带来的无限内耗的恶果。
地缘战略是类似“搭积木”的学问，使国家间的版图搭配有利于和平的主体构建。和平的前提是主体和平，这个主体在亚洲就是中国。中国稳，则亚洲稳，稳定的主体才能产生地区和平。不然就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率先在欧洲爆发。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学习地理政治学，要抓住关键点：没有关键点，就没有主要矛盾，就没有政治。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115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将四周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形象比喻说“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116。
大家知道，英国人到印度之前，印度就很破碎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地方割据势力把持着和分割着国家政治。1857年英国占领印度后，为了长期控制印度洋的需要，印度各地才被英国统治强行粘合起来的。英国人当时不得了：1840年打败了中国，1857年同时向中国、印度开战，这前后还发动了三场试图征服但最终失败了的阿富汗的战争。
英国为了控制印度洋，需要一个大板块的印度，但为了长期控制印度，在给它缝了一张完整的大“皮”后又将印度（埃及是相同）的骨胳、内脏和灵魂都给拍碎了。
首先，民族的统一灵魂碎了。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到印度去看看，那里神庙特别多，神多民弱，民弱国弱，只有统一文化和精神的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强大。在印度，所有制复杂、种族复杂，这都是英国人有意识以“民主”“多元”“包容”的名义保留下来的。其实，美国民族问题最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避免德国人窃听，美国军方用很土的印第安语通电。但美国从来不强调这些，只说他们是一个民族，说的是一种语言即英语。西方人赠给印度的桂冠是“种族博物馆”，可对本国同类现象却从不加以渲染。他们不仅不鼓励而且是最好能够降低和弱化本国民族的多样性发展。“美国的语言教育，尤其是针对移民的语言教育发展所诠释的是‘同一面旗帜，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国家’的理念”117。英国人在削弱印度人的民族统一性、强化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性的同时，还力图削蚀印度民族的战斗性。英国人推出甘地，封甘地“圣雄”称号。甘地确有许多好的思想，但英国人则重点突出其“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如果大家还以为这是偶然的巧合，那大家再看看同期英国人统治下的南非和英国人推出的曼德拉。曼德拉也被封为“和平斗士”，英国人对这些“斗士”经过无害化处理后，便对压迫者有了既好看又实用的作用，但对被压迫者而言，他们就成了有害的精神了。2000年我去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校内各系前贴满了“大字报”，被挑起的种族问题越来越复杂，什么样的事情都干不下去。加上印度不像中国经历过彻底的社会革命，独立后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为独立后的尼赫鲁政府照单全收，尼赫鲁接到手中的是一个谁也动不了、什么也不能动的“复杂”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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